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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门口传达室的陈伯每天下午四点会准时坐在窗边,面前摊一本翻烂的《故事会》。起初我以为是打发时间,后来才知道他在等信。在这个无人手写信的年代,他等待的其实是一张汇款单——远在深圳的儿子每月中旬寄来的生活费。但陈伯坚持称之为“等信”。“单子上有他的字,”老人慢悠悠地说,“哪怕只写个名字,那也是他亲笔写的。”上个月,儿子学会了用手机转账,汇款单再不会来了。陈伯依然四点坐在窗边,只是不再看《故事会》,而是望着窗外那棵愈发苍老的梧桐树。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:“树多好啊,每年春天都发新芽,可人不行。人一旦不再被需要了,就像被摘掉果子的枝条,空落落的。”我想告诉他,等信的人其实等的从来不是信本身——而是确信自己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一笔一划地书写。但最终我没有说。只是每天下班经过传达室时,我都放慢脚步,让陈伯看到有人正走向他,像是走向一封即将被开启的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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